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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班上的男生和女生
网络时代，在许多方面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。以前老同学离校分手以后，各奔东西，世事茫茫，要想聚谈一次，何其难也。清华有个校友网，我偶尔上去逛逛，发现班上同学常在坛上出没，于是就同他们聊起天来。一下子咫尺天涯，近若比邻。聊着天，自然钩起许多亲情和友情，当年清华校园生活的回忆，又鲜活地浮现出来。我把和他们在网上聊天的片断整理出来，既为自己生活中的青春岁月留一个拷贝，也可以给有兴趣的朋友提供点饭余茶后的谈资。娱人也娱己，亦人生一乐也。
赵大大
江苏铜山这个地方，人杰地灵。一九六四年考上清华和我同班的就有三位。所以就称他们为“铜山三杰”。他们当中最可爱的是赵阶松，黑里透红的脸庞，一双明亮的黑眼睛总是充满了善意。三十多年不见了，总还记得他朴实可爱的样子。当时有出著名的话剧叫《霓虹灯下的哨兵》，剧中有个“黑不溜秋”的赵大大，他就很自然地被叫做赵大大。因为我名字里有个“南”，所以成了“童阿男”。说实在，这还不算太委屈我们。可乐的是我在文艺社团同宿舍的两位：一位是物Ｏ的郑元芳，大家就叫他“郑媛媛”；还有一位九字班的曲从钰，东北人，黑而胖，却被叫成“曲曼丽”，那就有点委屈他们了。
在网上遇到赵大大，我就跟他开玩笑：“嗨，我们还同台演过戏呐！”当然，我说的“演戏”，只是个比方。天地大舞台，舞台小天地，人的一生就是一部连续剧。清华那几年，应当是人一生中难忘的岁月。赵大大的淳朴、善良，让我至今还想念他。人，都会有困难的时候。我也有过困难的时候，但我能感受到从他那里来的善意。也许，他并没有说什么，其实，也不需要说什么。
他很快就给我回了一个贴：“接着你‘人生舞台’的话题再谈一谈。任何人在‘人生舞台’上都会有所表演。我认为在‘演绎人生’这部戏剧中，作为舞台上的演员，你永远是受关注的主角，并不断演出诸多精彩的片段。我佩服你的记忆力。本人还有一个绰号，不知你是否还记得？……不过我对那个绰号还是接受的。随着疯狂年代的过去，有时回忆绰号的来历还挺有意思。”
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他还有一个绰号，叫“赵老机”。在那个年代，凡是对敌斗争不坚定的，就是机会主义分子。“老机”，就是老机会主义分子。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绰号，正说明他在那个疯狂年代并没有去紧跟，去说违心的话、去做违心的事。我想，这也是他人缘好，至今让人还想念他的一个原因。
刚到学校时，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件往事，是他们三位铜山老乡从家里带了一包煎饼。干得铁硬铁硬，甚至有点发霉了，他们还舍不得扔掉。每天晚上在宿舍里听他们解决煎饼的嘎崩声。让我这个“城里人”很受教育，一下子找到了同他们的思想差距。后来我在文革后期的学习班上再三“斗私批修”，始终也过不了关。当然，这是后话了。
《蝶恋花》
我们班上本来有机会诞生一位超级巨星的，可惜生不逢时。她的名字很美，叫肖蝶，她的歌声更美。第一次在宿舍里听肖蝶唱歌，我的感觉是好像被雷电击中了。纯得像银子一般的嗓音，悠扬、抒情、漂亮。我尤其爱听她唱那首“蝶恋花”。苏州评弹的柔美、嫦娥的寂寞、吴刚的殷勤、人间伏虎的悲喜，肖蝶唱得如泣如诉，我们听得如痴如醉。听肖蝶唱歌的时候，我都不敢抬头看她，仿佛多看她一眼，就会亵渎了那么甜美的歌声。
可惜我们赶上了那个打打杀杀的时代。
后来我有机会接触一些港、台的歌唱明星，我心里都会感叹一句：她们哪里比得上我们班上的肖蝶啊。八九年我到美国，湾区的侨界请我吃饭，同桌的有梅艳芳。她是香港演艺界的大姐大。听她唱歌，说实话，我很失望。华丽的服装、浓妆艳抹，却掩盖不了歌声的单调和干涩，既没有肖蝶的甜美，更没有肖蝶的清纯。
在巴黎的时候，邓丽君请我们吃过饭。我喜欢邓丽君，在我的潜意识里，她有点像我们班上的肖蝶。邓丽君因为六、四而拒绝去大陆，让我们这些因为六、四而流亡出来的人对她更添了一份敬重。她是在眷村长大的，饭局上给我们讲了许多小时候在眷村的故事。她也来参加我们的聚会，还给我们唱了一首“小城故事多”。那时候的邓丽君，歌声还是那么甜美，但已经少了一些当年的清纯。
最近我看国内闹得轰轰烈烈的“超级女声”，真是大倒胃口。那个长得不男不女、唱得也不怎么样的第一名，居然还拥有成千上万的“玉米”。联想到我们班上的肖蝶，我心里很是不忿。我想我这一辈子还没当过什么人的FANS，要当的话就当“蝶迷”。我建议我们也成立一个“蝶迷会”，并推荐我们班上的老魏出任“蝶迷会”会长。推荐理由是老魏当年在香山英雄救过美，而且四十年了，还念念不忘。
哎，什么时候再能听到肖蝶的歌声啊？
花样年华
在网上看到班上同学贴的两张照片。一张是青翠欲滴的新芽，一张是含苞欲放的花蕾。看了感慨良多，我们也有过这样的花样年华啊。就是在人生这样的阶段，我认识了常伟。
第一次见常伟，我这样解读她的名字：“你经常是伟大的”，其实我心里想说的是：“你经常是美丽的”。常伟漂亮，善于展示自己的美，也懂得如何留住自己的美。在那个年代，就知道给自己拍一组照片，把自己的花样年华留一份永久的拷贝。这类现代女孩子才玩的一套，常伟那时候就懂。而我，也有幸成为她的专任摄影师。
北京的秋天，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。那时候的蓝天白云，就像我们逝去的花样年华，再也无法寻回来了。我们的摄影之旅，就在这秋高气爽中从西校门开始。西校门是我们那个年代最像样的校门，大理石的方方正正的大门，上方嵌了“清华大学”四个大字。学校迎新的车队就是从西校门开进来的。可以说，这里是我们清华岁月的起点。后来到二号楼，梁思诚大屋顶建筑风格的杰作；到大礼堂，罗马式的圆拱和每一块砖，据说都是从美国运来的，支付的是“庚子赔款”；到二校门，清朝皇家园林的遗迹，后来在文革中历尽沧桑；在这几个“封、资、修”的典型建筑前面，她摆出各种POSE，或玉树临风、或婷婷玉立，我想专业模特也不过如此。
当我们转到图书馆前时，发生了一幕我终身难忘的场景。一位高年级的女生走过来，可能是常伟在代表队的学姐，她笑嘻嘻的朝我瞟了一眼，然后对她说：“来，我给你们俩照一张”。我心里一阵慌乱，紧张地准备听从召唤。只见她娇嗔地推了一下学姐，但当面对我时，不，是面对镜头时，已是一脸严肃。我不得不从慌乱中平静下来。
前几天，一位在巴黎熟识的四川女孩来湾区看我，说要在我公司前面留个影，于是我照办。她说还要同我合个影。我略为有点犹豫，她就一下子把我拉过来，紧紧地挎着我的胳膊，小鸟依人地贴着我，把脑袋往我肩膀上一歪。这时候，闪光灯亮了……
那一刹那，我脑海中又浮现出当年学校图书馆前的场景。
婚配概率
聊了我班女同学中唱得最美的和长得最漂亮的，今天再聊最能干的和最聪明的。
最能干的叫崔佑民。文革后期我们去门头沟清水涧劳动，她是我们的班长。在那个年代，她属于天生的领袖人才。首先，她的生日是12月26日。因为时差的关系，那一天在西方是12月25日——圣诞节，也就是说，历史上的这一天先后诞生了三位人物：耶稣基督、毛泽东、还有崔佑民。其次，我记得她脸上也有一颗痦子。相书上说，人有异相者贵。如果这颗痦子长在下巴中央，那就贵不可言了。再看她的名字，“佑民”对“泽东”，对得多工整。虽说我的名字“润南”同他们也有一对，可惜我早生了两天，而且脸上也没有痦子，所以只好出局。
最聪明的是张绮荔。我记得她的学号是640031，恰好排在我的前面。64是我们的入学年份，清华土建系那年从上海招了29个人，学号从640031排到640059；在同一地区学号是按高考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列的。也就是说，张绮荔是那年从上海考到我们系的女状元。清华那时候实行因材施教，数学和外语两科她都在提高班上。
我们班上后来成就了两对夫妻，就是以她们俩为主。
我的一位作家朋友，写过一篇文章，题目是《婚配概率》。大意是说：大部分中国男人多少有点大男子主义。所以找对象的时候，眼光会下意识地向下俯视。如果把男、女各分成上、中、下三等，那么上等男人就会找中等女人；中等男人就会找下等女人。最后上等女人和下等男人便没有出处。前者往往会成为“第三者”；后者有办法的便会去红灯区；没办法的就会倾向性犯罪。这都应当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课题。
我发现也有例外，就是上等女人找了上等男人，一般都是非常幸福的结合。但这需要很重要的前提条件，就是女方要主动。因为男方一般有上述的心理障碍。俗话说：“女求男，易如捅破一层窗户纸；男求女，难如推倒一座山”。但在我们那个年代，敢于采取主动的女生实在凤毛麟角，她们一般都非常出类拔萃，或者有杰出的领导才能，如崔佑民；或者是绝顶聪明，如张绮荔。
前几天在网上看到她们贴了一些全家的生活照。其乐融融、感同身受。尤其是张的夫婿在井冈山的留影，一派神闲气定的富态，同我记忆中的那个在有点雀斑的鼻梁上架付眼镜的小男生相比，几乎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。这一切显然要归功于张绮荔的调理。我不由得暗自感叹：怎么没有第三个出类拔萃之辈，也来捅一下我的窗户纸啊？如有这样的机会，我的一生也许会是另外一种精彩。
机会这种东西，可遇而不可求。还是认命吧。
我的窗户纸，最后还是让人捅了一下。(万润南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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